10月26日晚，华山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长陈大同应清华x-lab邀请参加清华x-lab北极光创新系列讲座，为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带来了一场关于中美创业感悟的分享，与来到现场的观众聊创新创业的“大事小情”。清华x-lab执行主任毛东辉主持本次活动并表示，创新创业需要学习，其中的技巧和思路不仅要从书本中学、从团队创业实践中学，更重要的是从过来人那里学习，陈大同学长有丰富的创业经历，希望大家学习借鉴。
首先，陈大同学长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创业故事，他的睿智和幽默引得现场观众无不聚精会神。斯坦福博后毕业之后，陈大同学长无法忍受安逸高薪生活的沉闷感而选择转行，从半导体行业跨入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他表示，这种能一路看到退休的稳当日子让他觉得可怕，于是，他选择了和自己行业相关的电路设计作为新的起点。几次成功的项目经验给了他继续下去的信心，并且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个新成立的创业公司的co-founder，踏上了自己创业之旅的首航。此后，他每天醒来一睁眼脑子里就是公司纷乱琐碎的事务，公司的命运发展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长在了他的心里。公司成立之后，面对技术的匮乏和Sony、Intel等大公司研发的竞争压力，他和团队同是半路出家的设计工程师们一起从研习相关书籍开始进行技术研发。他提到，“其实我们就是胆子大一点，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最终研发出了全球第一颗单芯片CMOS彩色图像传感器，击败了无数领域巨头，为公司赢得了发展机会。
随后，陈大同学长提到了他在2000年回国创业之后的经历和感悟。在美创业成功之后，由于预测到产业技术转移潮流和心怀报国之志，陈大同学长在大陆创办了展讯公司，并且凭借“胆子大”和对几乎空白市场的乐观，研发出了极难的三合一手机芯片，掀起了手机市场的革命。陈大同学长认为，目前中国市场处于转型期的高速发展阶段，孕育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试验场，像互联网、生物制药、电动汽车等行业将会迎来发展的机遇期，但这也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全球最残酷的竞技场，他希望同学们可以在中国市场练就创业本领，然后再走向世界。在经历了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之后，他诚恳地建议大家，中国创新的成功之道在于“微创新”，也就是在模仿别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小小的改进，这样可以降低市场和技术风险，有利于企业快速成长。对于海龟创业人员来说，直接把海外高端的技术引入大陆做高端的产品往往会造成与市场的脱节，只有真正瞄准市场需求，做接地气的东西才可能获得生存的机会。
最后，陈大同学长表示，一个好的CEO应该是有敏锐的行业眼光、宽广心胸和能够调动员工执行力的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创业不仅是职业拓展，更是一种人生修炼，在学习如何做人、如何识人中推动企业高度的提升。在报告的最后，陈先生将乔布斯的一句话送给大家“stay hungry，stay foolish”，译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笑声）。
陈大同学长的创业经历起于美国，落地于国内，期间经历过大起大落，多番磨难，迎着中美产业形势风起云涌的浪潮，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圆了一个骨子里不甘寂寞的人一场盛世繁华的人生之梦。报告期间，陈大同学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幽默的方式，把中美创业的差别和联系娓娓道来，相信无论是他不畏权威、砥砺创新的精神还是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都将给在创新创业路上艰难前行的同学们以启发和激励。
分享结束后，陈大同学长与现场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Q1：您是做技术出身，做得非常优秀，后来为什么要去做投资，朝这方向去走，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转型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转身的困难？
陈大同：实际上每次转换身份都是一次自我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几乎要从零开始。我从展讯出来之后为什么做投资，就是2000年我回来的时候，当时最缺少的是创业，创业人特别少。除了当年互联网创立一些公司，2000年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大家一片消声。其他的创业几乎没有，最缺的是创业成功模式。后来我们在创业当中非常痛苦，发现中国没有VC，中国创业的话，中国总问一件事，说中国人古代有四大发明，现在人都变笨了，诺贝尔奖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是不是不会，是没那么聪明了，完全不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得了。我举个例子，三聚氰氨绝对是个创新，瘦肉精绝对是创新，谁能想到能做这个东西。问题是当你没有好环境，好体制。中国还有一项发明，人工鸡蛋，这些创新的话真是单从技术上非常了不起，可惜没用到正路上，中国应该鼓励健康创新的环境。健康创新环境必须要来保护知识产权，因为创新太难，但是模仿太容易，如果我这做完创新马上仿制的出来我干吗去创新，这是很要命的事。
所以中国的软件产业基本为零，除了互联网产业，软件产业基本为零，因为你没法保护，这是一大缺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中国没有风险投资，直到2005年之前基本上没有风险投资。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创业公司，前面几年都得亏钱，都得先花钱来做研究，好不容易产品做出来打市场，一般要要花三年到四年才能做到收支平衡，前面烧钱这几年谁给你烧。指望原来传统投资，政府投资，政府绝不投资，政府叫做锦上添花，做得好的时候来了，需要钱的时候来，其他渠道企业也不说了，中国制造，当时走的路是制造，这没准还是挺重要的事。中国这30年发展简称贸、工、技，在80年代最赚钱的是倒爷，倒服装也好，倒腾电脑也好，倒卖批文，最高级都是倒卖批文，倒爷是最赚钱的，到90年代不错，叫做加工业，会做冰箱了，终于知道什么是质量保证，什么叫做服务客户，什么叫做成本计算，什么叫做更新换代了，终于知道这些制造中最基本的，最有能力就是张瑞敏海尔做冰箱，终于会做制造了。这种时候成了世界工厂，但是里面基本没有研发，没有研发就没创新，基本都是模仿。技术研发第三代公司是华为、中兴。第二代制造公司毛利一般都在10%、7%、8%的样子，所以净利非常非常高，没有空间来投入研发。但是技术公司不一样，这技术公司化为每年研发投入在销售额总的10%-15%，有大量投资才能做出新的创新，才能做出新的技术，才能跟别人不一样，才能保证毛利在30%以上。第四代创新公司，腾讯、阿里巴巴跟小米，你是知道当年盖厂房当年买设备，当年投资成本2个亿以内，让你烧上三四年的钱绝不干。那种环境之下没人来投创业公司，最缺的实际上是体系，咱们说是风险投资，不代表风险投资是整个体系，估值我的法律系统、审计系统，上市渠道，整个这套体系来造成一个中国的环境，直到1995年中国还没有这种环境，那时候想来贷款帮助中国创造成功。这当时非常难，当时的时候中国第一代的做风投的人，基本都是原来做财务的，做金融的这些人，基本没人来做技术，创过业的人就更没有。我当时说原来都做企业的，做创业的，投资能做好吗，但是我当时有一个信念，我知道投资创业者决心很大，我最起码看得准，能跟他们在一起，有这种信念。后来我发现创业的经验对你后来做投资有非常大的好处，看人，看团队，而且人家会把你当成自己人，能看出贪婪的人。现在一些企业家都进入这个行业了。
Q2：请问在中国现在这些行业里面您最看好的是哪些行业？哪些行业会在接下来继续上升？举个简单例子，您的华山资本最喜欢投向哪些行业？
陈大同：在我看来中国几乎各个行业都充满机会，信息行业不用说、软件行业不用说，汽车行业，包括化工也是这样，生物充满机会，甚至做互联网金融机会太多，但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背景，另外看到最好在红海当中发现蓝海。当别人都在说一件事的时候你能把握住，我们有一个说法百分之一定律，百分之一市场机会一定是百分之一人能看到，要锻炼这个本事，看见所有人看不到的，所有百度、腾讯那些明星公司，阿里巴巴，头几年全是丑小鸭，当年腾讯想以200万人民币卖的时候卖不掉。要是等到人家都起来之后你再去的话已经晚了。我们的观点是甭管是创业或者投资也好，叫做人多的地方不去，人家呼啦一下团购公司已经起来了，你还干吗去，必须有独特的方式。还有如果你做技术的，我觉得你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有一个机会，产业升级，更新换代，说的特简单，中国原来的技术太差了，所有的行业你去看技术比世界领先水平差一块，包括半导体，包括手机，在这里只要做到中国第一，从头到尾做进口替代，把国外的赶下去。不单单对半导体是这样，对汽车也是这样，对化工也这样，对几乎数出来所有行业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叫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你琢磨基本上包括所有的创新，是一个模式，而不是哪个领域。
Q3：我是信威通讯的。我们当时也是有比较好的技术，但是后期的发展还是有瓶颈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美国高技术公司回来以后到中国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陈大同：海归创业用尖端技术开发尖端产品。
Q4：我们当时也没有真正什么尖端的，大概从2.5G开始。
陈大同：你们做的是宽带接入，要真做手机的你们没有这个胆量来做成熟市场的手机，因为你们的人太懂，我们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看见就杀进去，杀进去觉得很难，他们一直做无线通讯，他们太知道难处了，他们不敢做手机，要做新市场，宽带，这个你自己定义一个标准去打市场，后来技术做的很好，但是市场开发你们自己新开发市场多难，还有海归，中国吃不透，所以你们是属于犯典型海归创业的毛病，没见过做不出产品，就是卖不出去。后来你们换了真正懂得市场的，把市场给打通了，借着海外的力量一下起来了。
Q5：还有您说展讯回来以后产品短期之内做的更好，您这两次创业我看在这一块都是特别出类拔萃，不知道您有一套什么方法，相信您的人才可能是最出色的，但是那边肯定也是有问题。
陈大同：市场当中想永远保持领先是非常难的事。像我们第一个把三个芯片做一块，而且当你能做得起来的时候别人分析你，最后别人也都做得很强。特别是像联发科的公司，不像欧美大公司那么慢，跟你特像。它做的东西你比他小，顶多比他小10%、20%，很多靠一种优势成功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只不过胆子比较大，有点不受原来的束缚。他们的公司不做第一个，只做跟随者，他们的竞争者全是欧美公司，只要欧美公司做的跟你差不多的，我只要跟你差不多，便宜一点杀入市场就行，几十年成功的经验。但是就缺少创新。很不幸碰上大陆市场，大陆其他地方差很多，管理、经验创新差太多。
Q6：接着刚才讲转型进一步了解，您讲到创业的精力对做投资很有用，除此之外有从技术角度去转向投资的，也有从金融领域持续做投资的，这两个方向在您现在来看投资市场需求公司的优劣势到底怎么样，做技术转投资这样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还是说真的有其他方面创业等等其他的经历，所以成功。
陈大同：我们最喜欢的是原来理工科的，有点这方面基础，然后再来做。因为金融好学，但是技术太难学了，从金融，特别团队商业模式，消费类能创造技术，从心理上发怵。从理工科什么都考虑，实际上真正差别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哪怕是学金融的人，后来也有做技术投资做的特别好的。以后在北极光投资新能源电池，各种汽车，那都是我从来没学过的。那么我还得去学，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面很多真正有判断80%跟技术有关，80%都在看人，判断市值，看人的本事。真正跟技术相关的恐怕也不是你学的，那没事，找专家去，最后这两类人做到后来差别不大，最后做得好做的坏是看人，但是学金融的人往往有心里障碍，一碰到技术他不敢碰。
Q7：做半导体的创业，您一直是我的偶像，展讯的经历都特别佩服您，有两个问题，我现在在那边读博士马上毕业了，从半导体创业角度来说您看一个博士生毕业直接去创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工作经验。第二个我在找一些小伙伴，有一个问题清华做半导体的没胆，愿意去当老师，或者搞研究，国外的博士毕业的同学让他去放弃那个东西挺难的。我在国外跟好多同学聊不太敢回来，要弄好了才有可能回来，您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陈大同：半导体专业北京有一个公司叫做极创北方，创始人叫张进方，是北航学半导体的博士，他就是真正一毕业就创业，虽然做的有一些毛病，但是还行。但是跟大部分人有点差别，他们家是煤老板，很有钱，所以他能做。但是即便是这样倒不是非得在哪学几年，做多少准备，要那样也好，但是看着机会来了你自己去试，即便试不成了，但是看人生角度不一样，创业不成以后找工作做法都会跟别人不一样，更知道当老板怎么回事，都会做的好。更别提以后还有创业机会，所以只要是有一条，别创业失败倾家荡产，别欠一大堆债，一辈子翻不了身，只要能承担就行，时间成本对你来说不是一件事，你太年轻了。
Q8：想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陈大同：看你的本事，能不能说服别人，真是什么投资人都说不服，老老实实还是做你的事，要是真能说服，说服不光说服VC，清华有好多人尖子，是其他人崇拜的对象，是名人。我见过很多，创点业人家都觉得这么聪明做这个事情肯定能成功，投进去就砸进去。一开始别想几百万，几千万，几十万也可以试一试。
另外谈找创业伙伴，清华学生出路太好，包括半导体专业博士、硕士出去毕业做半导体的人不到一半，到高盛，各种投行，能吃得了半导体这个苦吗，有很多其他的诱惑，要真是想赚钱有很多方法，比创业更能赚钱。创业是要体会不一样的人生，圆自己的梦，得有这种理想，总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创业。创业你选伙伴过程是考验人的过程，随便一拉就能拉的伙伴不叫伙伴，一定是大家下了多大的决心。像我第一次不叫创业，就是找工作，运气好碰上了，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实际上我骨子里是有点不安分的，创业的人有三个特点，叫做三不主义，第一是不安分，让你舒舒服服特别稳稳当当的工作，高薪做到退休你总觉得白活了，第二是不知足，人家看你特好还是不知足，第三是不信邪，别人都说这事肯定干不成的事你就信成，拼着去做。越是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你最后做出来，你才厉害。这是创业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后来想即便没碰到那种机会，我迟早一定会创业。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就不安分。
Q9：我们在最近互联网看到很多大公司做合并，其实您作为华人资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合并意味着这两年，或者2015年开始对互联网创业圈的影响，尤其对一些刚融完A、B轮的企业，我现在也是在刚融完C轮的创意公司，您觉得对于这种影响是怎样？
陈大同：中国互联网创业团队比五年前要强很多，当一个不成熟市场大家是丛林法则，当年的腾讯有开心农场，马上就有QQ农场，采取的是一个赶尽杀绝的方法，不让别人有生存的空间，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文化。当时都说一定要创业，做腾讯以后不做的事，这种不是非常健康，但是互联网慢慢环境发生变化，一个重要标志开始出现并购，BAT出高价并购小公司，小公司都知道去找一个大靠山，有大靠山以后再做，这就慢慢形成整合的力度，整个不一样了，给小公司非常好的空间。小公司只要做得度做的好，大公司基本不会拷贝。大公司与其花两年的时间找一个团队，不如买了就完了，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分工。硅谷95%以上的创新都是从小公司开始，你数出来的半导体公司全是小公司开始的，Google、英特尔、微软都从小公司开始做，大公司不用创新，从机理，本质上创新，因为创新成本太高，他们有品牌，有客户渠道，不用创新，等着差不多买了就得了，大公司的生存之道一定是通过并购，比自己团队做效率高多了。小公司做新东西，做新东西做的特好，自己上市。现在硅谷互联网公司很少有上市的，因为都被大公司收购了，卖的价格特高，远远比你上市更好。中国互联网市场终于算成熟了，但是半导体市场还没到成熟的时候。
Q10：刚刚您说无论是从创业者还是投资人角度来讲看人都很重要，您有什么自己独特看人的秘诀吗？这么多年总结人性本身觉得是怎么样的群体？
陈大同：说句笑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风投公司，他们公司找一个相面先生，说看这个人怎么样决定投不投。看人是这样的，这种是属于看“道”，说出一二三四，先看他的品质，看他的亲和力，再看团队能力，我能数出一大堆来。但是数出来基本没用，课本上能教的东西都是数，但是看人这东西要靠你自己去体会。但是重要确实有几方面，最重要的第一点是不计较问题，这人只要一计较这团队就没人合作，最怕是我从来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别占我便宜。这种人挺危险，好多时候双方都觉得亏的时候怎么办，说不清楚，往往很难跟人合作，不要太计较。第二条是比较乐观，如果一个人整天看问题，愁眉苦脸这个团队做不了，作为CEO第二天发不出工资，第一天还得笑着，所以CEO必须非常乐观，别人觉得不行你觉得行，要勇于承担，胆子大一点，肯定比谨小慎微的人强。我们宁愿要会犯错误勇敢的人，也不要不犯错误的老好人人。慢慢去看吧，自己体会。
Q11：我看您PPT上说全球有产业转移，说有一个顺序是制造，再是市场，再是技术，再是金融，我这段时间对互联网金融非常感兴趣，我想问一下您对非P2P的互联网金融有什么看法。因为P2P的金融已经做的人太多了。
陈大同：我们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困惑，为什么呢？我们的其他都找了，又有VC了，其他都有了，没有特殊渠道，当时因为中国没有本土的VC。没法在国内上市，必须两头在外，资金也是外面来的，上市渠道也是外面的，特别别扭。后来创业板一起来我们说终于整个渠道通了，虽然现在还有点半通不通，还有点肠梗阻，但总体还可以，这是一个状况，我们说金融从投资角度投资链循环的问题。
你说到金融，实际互联网金融下一步怎么做，互联网金融这概念非常了不起，两三年起来，这个宝那个宝，几乎打败僵持了几十年的国有银行系统，全被打乱了，非常了不起。但是后来也是出了一些要投的，后来华山是美国基金不让我们投。现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互联网金融实际就主要解决是投跟贷的问题，我有这么多钱投出去，那边贷款，怎么匹配。这种匹配需要钱既有大国企，原来四大央行，又有小民企，又有个人，又有信贷，这个领域已经研究非常透了，出了数不清的公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大面上看已经变成红海了，类似于中国这种商业模式创新太容易被复制，门槛太低，已经成红海。跟一年之间几千家团购差不多。如果在想在里面做的话，千万别做，因为我说出的话，或者任何一个大V，一个特权威的人跟你说话千万别信，因为他说出的话肯定是听着特对，P2P也好，什么也好，让你觉得特有道理，但是这种东西人人都会觉得对，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跟毛主席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干好，等于没有任何信息量。这种时候干什么事呢，必须自己琢磨，红海当中怎么着拼了命找出一丝蓝海，别人没想到的，当1%的人，你要做的事是你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别人不会对你负责，信口开河让你听着觉得好，没用，失败他不负责，一定是自己负责的人，最后身家性命都在上面天天琢磨，很专业的人，才能看到那丝蓝海，像我们不专业的人沉在那里面绝对看不这。问出来的他跟你说的肯定有道理，人家都能看得到。
【陈大同学长分享实况记录】
陈大同：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又站到清华的讲台上，我希望不是单方面的讲座，希望大家可以有些问题来讨论。我先抛砖引玉讲一讲，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我创业的经历，后面稍微谈一点我创业当中的感悟，后面大部分时间拿出来讨论。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是在文革当中高中毕业，在农村插队两年，还在工厂当工人，后来到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时候稀里糊涂的考进了清华，当时清华不像现在这么高大上，特了不起，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清华标准，当时恐怕连考都不敢考，当年不是这样的。后来又在这念了十年书，获得了土博士，在1989年出国了。出国之后按照我们一般的先在学校里面待两年做博士后，在斯坦福，后来进了大工厂又做了两年多，后来在1995年时候阴错阳差的机会创业了，硅谷创业公司是做拍照芯片的，现在手机上都会有拍照芯片，我们公司是第一个做的。后来那个公司在2000年上市了，那个时候特别想回国，觉得在国外练了点本事，就应该回国干点事。后来做了半年的准备之后在2001年回国创办了展讯通讯，就是做咱们的手机芯片，当时我们第一个做的是第二代移动通讯2G的芯片，后来我们又做了3G、4G芯片，展讯通讯是2007年上市的，上市之后我就想做投资。开始在北极光做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在2009年时候创办了华山资本，一直做投资到今天。
我在国外的创业经历大概是这个情况。其实我第一次创业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完全不像大家在学习什么叫创业，我们当时出国留学生都是绿卡、要学位，找到工作再办绿卡，几乎没有人考虑创业。我的创业完全是“被创业”。当年我在美国大公司，叫国家半导体公司工作了两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公司干得非常轻松，一个礼拜的活一两天就能干完，其他时间写专利干点私活。但是当时非常担心，觉得这公司怎么都这样，后来我们同学找工作交流发现没事，因为美国所有大公司都是这样。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我肯定可以干下去，而且能干到退休，但是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有点可怕，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想从做半导体工艺转到集成电路设计，这之间差距相当大，做半导体工艺的相当于裁缝，在机器上把东西做出来，半导体设计雷同服装设计，有想法能表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动了一个念头，想要转。原来我的硕士、博士全是做的工艺，设计方面并没有任何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好歹还是半导体专业的，也上了一些课。我当时计划就是这样的，要先看五六本书，看完之后把名词全背下来，然后再把简历好好改一改再申请工作，当我看到了第三本书的时候，原来清华老师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做双集成电路的专家，我们这有技术问题。我当时正好看那本书，叫《双集成电路设计》，我说我来试试。后来我就把那个活接了，我就成了冒牌的双集成电路专家，每天下了班跑一二十人小公司帮他们分析，他们的问题是在于有一个解剖芯片，集成电路打开一层一层弄把电路画出来，画出电路知道他们不知道电路里面的工作原理，不知道原理的话就没法改进，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花了两三周业余时间，每天下了班到那去做，做完之后回到家再来翻书，就这么着把电路都分析清楚了，模拟都做出来了，后来等于这工作就完成了，完成之后我挺高兴，看来我还是可以做设计的。
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又来找我了，说我们要新成立一个公司，来做新的产品，你愿不愿意加入，我说你做什么，他说叫CMOS图像传感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后来我说那你是让我做工艺还是设计，他说当然是让你做设计，我说行，没问题，我当时想自然从工艺转到设计，不用找工作了，就答应了。答应完之后又混了两天，就问说你既然加入我们公司了，干脆你就做Founder，我问他什么叫Founder，他跟我解释了一下，我就成了 Founder，我当时没理解当这个之后有什么差别。其实等于你担一份责任，公司发不出工资是你的责任，产品要做不出来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跟一般的工程师是完全不一样，当时完全没想到，发现从此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原来下了班公司的事完全不想，现在基本不分上下班了，一天24小时基本上都得想公司，等于一睁眼就是你公司的事，等于改变了生活。当我成了公司的Founder他们才悄悄告诉我说你知道钱怎么来的吗？他们告诉我一个秘密，当时有另外一个公司做原来图像传感器用的技术CAD，大概有二三十年全是做这个，你看很多的CACT，而且那项技术是美国发明的，但是已经被日本垄断了二三十年了，到90年代CMOS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做，就发明了CMOS图像传感器，当然有一家已经作出样品。我们公司里有一个Founder是台湾人，把原来的样品偷过来后把上面的标签擦掉，到处跟人家说这是我们公司的样本出来了，于是投资不敢去硅谷找，硅谷的人都很明白，一看就露馅儿了。所以就去台湾找，我们公司第一个投资者是台湾一个家族，做卫生陶瓷的，HCG合成陶瓷，我估计是做那个做腻了，想投高科技。后来等我回国之后，半导体行业出了非常有名的丑闻，上海交大有一个团队把德州仪器的芯片擦掉，用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CPU，我们叫“汉芯事件”。后来我们觉得对于创业来说，如果你成功了这就叫轶事，如果你失败了那就叫丑闻。
那个公司是1995年成立的，到1996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会议叫ISSCC，会上有Workshop，坐一屋子人，屋子没这个大，但是一屋子人，过了半年以内全世界有二三十家公司同时来做，其中包括索尼，包括英特尔，包括NEC、东芝都在做这个东西，后来我一看别人做这个力度，比如英特尔花了500美元，准备拿好几亿美元来做，我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去做，当时一看这种大鳄全来了，真是有点可怕。但是我们已经上了这个船，就硬着头皮往前做了。后来我们招了几个员工，前几个工程师，80%是华人，80%是大陆的人，大陆的人中80%的是清华大学的人。我们招了一帮清华的人，他们都很聪明，但是跟我一样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都没做过产品，没做过集成电路设计。当时心里发毛，因为我是在公司负责技术，我本身是个冒牌的，咱们不能把公司坑了，于是我请了一个在清华的硕士、博士的同学，他真正是做设计，当时已经在硅谷的华人中位置做的最高，做到高级设计经理，我们恭恭敬敬把他请过来，一尊大神放在这了，说你来的晚，但你也是Founder，你带着我们做吧。可是他来了之后只做了两周，原来那个公司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上百万美元的股票，加上又升职，他马上回去了。后来感觉我们的庙太小，容不下这么大的佛。于是我们决定自己研发，团队的人一起翻书看，我看完的书他们就看，几个人传着看书。但是我胆子比较大，我设计的电路面积是别人的五分之一，都是我们这么瞎摸索做出来的。创新精神，这是我们清华人的精神。我们每天晚上干到10点多，公司管饭，一周干六天半，留半天时间给大家买东西，真是这么干下来。我们发现最后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做成的，比英特尔、索尼都快得多，这东西做完之后我们原来一颗拍照的东西，放在墙上的，大概成本是100美元，功耗是几十瓦，体积更大。后来我们做出来之后，因为这些改进，这个PPT是五年前做的说得还保守，现在一颗芯片最便宜的2毛钱，是原来四五百分之一，体积也是原来几百分之一，功劳最低是20毫瓦，是原来的千分之一，等于这东西产生一场革命。现在手机上，包括电脑上有99%的市场全是CMOS的市场，剩下有一些高端照相机，单反用CCD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它做出来的，花三年时间去打市场，到2000年的时候占当时全球市场的50%，市场主要是电脑，后来就上市了。原来计划是5月份上市，后来没想到互联网疯狂的劲儿，到了4月份的时候突然泡沫破裂，纳斯达克的指数一天之内掉1500点，一个月之内从5000多点掉到2000点左右，这些发生在我们准备上市的前一个月的时候，后来把我们吓的，这种情况下怎么上市呢，后来等两个月之后发现好像不对，人家泡沫是互联网泡沫，咱们这是做芯片的，这好像跟咱们关系不大，赶紧上市吧，后来我们在7月份上市了，上市之后发现这个决策很正确。上市拿了1亿多美元，这之后，冬天真的来了，因为互联网的泡沫破灭使得整个电脑的销量掉了很多，我们到年底的时候销量一下掉到一半，变成亏损了。因为美国上市之后股票必须锁上半年，等我们半年能够卖股票，原来都冲到很高，等我们能卖的时候变成2块钱，后来幸亏上市了，靠上市融来的钱把冬天撑过去了，花两三年时间又回来了，最高的时候股票到60美元，这个公司上市之后我就回国创业了，在我走的时候接手人是清华的，他把公司的销售额扩大了十几倍，现在公司是全球CMOS第一、第二名，跟它相竞争的就是索尼跟三星。
我们最近做了一件事，就是要把它买回来，从美国退市再回到中国。最近刚刚通过了美国的外资委员会审查，内部得到通知那一天特别担心会不会卡住，内部得到通知是9月25日，我一查那天是习近平总书记见奥巴马，美方为了示好就直接同意了。估计下个月就能搬回来，实际上全资收购，收购完等于退市了。
第二个创业的公司叫展讯公司，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好多人不理解，说你在硅谷挺好的，做到一定规模都上市了，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干吗要回国创业，后来都在问，2000年的时候回国人特别少，后来我在看，我说当时已经看到了一个潮流非常明显。原来实际上是技术中心在欧洲，后来转移到美国，从美国又转到了日本、韩国、台湾，后来非常自然快转一圈了，就转到大陆，当时已经看到这个倾向。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开始时候转移到大陆的全是低端制造业，服装、鞋袜、玩具，随着大陆水平越来越高，高科技也在往这边转，同时比这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市场，非常大的终端市场，这个影响比所有东西的影响都大。有市场的话客户是跟着市场，我们任何创业公司必须要跟着客户走才能成功。所以我们的客户并不在美国，因为美国全是大公司，第一批客户是在台湾，必须要找小公司敢于试你这东西，按照我们说的叫做白老鼠，作为第一批客户产品上来不可能是完美的，谁愿意冒着风险来当你的白老鼠，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在欧美非常难找到，在台湾现在在中国可以找到一大把，因为这边竞争太激烈了。然后这创业公司有两大难题，谁是你的白老鼠，第二个是钱，这些公司死亡90%以上全是由于钱烧完了，但是在大陆的话同样的钱比在硅谷至少能多烧三倍的时间，等于你的气长了，气长了不太容易死。大陆这边创业公司一个特点就是不容易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这边能看到很多“小老头”公司，在那耗着，在硅谷基本没有，要不然做大了，做不大就得死。当时政府也忽悠我们，出了18号文件，说都鼓励，等我们回来一看真正享受到的优惠基本上都没享受到。但是号召力很重要，你回来就跑不掉了，政府还是挺厉害的。
当时还想报效祖国，觉得一帮清华学生跑到美国去帮着美国打败了日本，把日本垄断了几十年的市场又抢回到了美国，说咱们得考虑这点本事是不是应该回到大陆，还是这些人，帮助中国人打败他们，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
我们当时想如果这创业的公司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是20%，回国创业我的成功率会高很多，有刚才说的那些原因。我可能有50%-60%的创业成功率，这差别很大。我们真正后来做起来之后发现，比如像展讯，我们做手机芯片，这个差别可不止这么一点，20%-50%。做手机芯片的2001年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为零，一点都不可能，好多时候你的地利是在正确的地方是决定你胜败决定性的问题。回来之后我胆子比较大，说咱们做什么呢，说在硅谷做了一个细分市场，那个东西还不是主流产品，这回回国了得好好看看，当时中国半导体在我出国之前的时候，大概有几百家做半导体的公司，但是100%全是国有的，什么北京半导体，878、774上海一大堆工厂，那两个工厂等我回来的时候基本全都死掉了，死的干干净净，剩下几个公司为了军工还能活，因为当时2000年前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了，那些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完全没法跟国际上竞争，差不多全死了。最有名其中一个就是798，现在叫做文化创意产业园。你当时看到几乎是一片空地，这就是一个体制不对，什么样的体制能够参与市场竞争，什么样的体制是僵化的体制，太明显了，几乎是非常惨烈的教训。我们等于整个产业最近十几年重新又起来了。但是我们有两种人，悲观的人看到那个地方都不穿鞋，都赤脚，没有市场，乐观的人看这市场是空白市场，赶紧来。我们属于比较乐观的。当时一看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怎么没人做，以后要选最有前景，最主流的，最重要的市场。当时CPU肯定是最赚钱，我们觉得以后手机的量肯定是CPU的很多倍，而且未来是手机，手机就是手上的电脑，手机要远远超过电脑，我们最后选了手机核心芯片，手机上的CPU来做，但是确实没想到，比我们想象的难，真正做这个比做电脑CPU难，主要是难在电脑里做出CPU能不能跑，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手机不一样，当时都说手机这信号怎么这么差，千变万化，手机芯片做出来不难，但做稳定是很难的。2001年成立，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在2002年，等我们需要B轮融资的时候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当时不但是互联网泡沫变了，通讯的泡沫都出来了，世通、安然都出来了，还有又发生911事件，整个硅谷VC基本不投资，投资的非常非常少。当年创意公司需要找投资的80%都找不到，找到的投资也一般都是这轮股票价格估值比上轮还要低。但是我们比较幸运，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几个，既找到了钱，同时我们的股票还升了50%，不可能升几倍。但是已经算非常幸运了，我们为什么还能够找到钱，后来发现我们找到钱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我们胆大，我们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来手机芯片，别的公司一般3-4个芯片，一颗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和其他电路，一般3-4个，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单个芯片造出来的，我们单个芯片拿出来面积是别人最大芯片的三之一，而且一解剖之后照片一放别人都不信，我们敢于创新这一点都用到了。而且我们做的速度非常快，其他公司一般欧美大公司做手机芯片花至少上千人做上5-6年，花上十亿美元才有可能做出来，这是大家公认的。后来我们用半年时间把芯片设计出来，又用流水调转，等于不到一年时间就打通电话了，这是一个奇迹，后来用一年时间通过无线测试标准，必须跑到全球去测试，等于把这个做到基本稳定，其实勉强可以。我们产品不到两年就推向市场了，这不单单是我们的奇迹，跟中国出现山寨手机市场相比，美国绝对不可能这么上市。后来我们发现国内有一个现象，国内会做制造的公司，做研发的特别特别少，你必须把研发的事全都自己做，我们做手机芯片的公司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后来发现必须要把芯片做出来，把芯片通讯这些软件都得做稳定，还得把后面的那些应用相关的什么音乐的、MP3、MP4，应用的东西全做出来，做完之后把PCP做出来，把壳子做出来，做成真正的手机，到信产部测试中心通过所有板的测试拿到标准，最后把这个东西交到客户手里面。说你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外壳改改，形状不改总得该改颜色，第二件事是总得把开机画面改一下。我们把这个叫整体解决方案，原来做手机千难万难，必须几千人大厂，花上几千万的钱都做不出来，后来我们整体解决方案出来之后深圳十来个小厂家庭作坊就能做了，一夜之间深圳出现几百家山寨手机。真正严格说起来展讯算是它的创始人，当时同时有两家公司，是联发科和展讯，几乎同时上市，但是那家公司比我们更有经验，做的更好，也更出名，山寨手机之父就挂在他们头上了。
但是这里我们发现一种规律，什么规律呢？我们发现跟共产党特相近，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山寨手机特别没有品牌做起来，从小品牌开始做起来，然后再从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