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瑞建交六十五周年，2015年3月26日下午，《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的成功基因》（Swiss Made: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Switzerland’s success）一书作者，瑞士经济历史学家JamesBreiding先生在清华x-lab与师生们一道探讨瑞士成功背后的故事，分享瑞士创新模式的独特性。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x-lab学术副主任Steven White在现场也为大家分析了硅谷的创新模式。瑞士创新对话硅谷创新，文化和思维的碰撞，给大家带来了创新的盛宴。
活动现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x-lab学术主任张帏教授主持本次活动，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和科技参赞白尼克出席本次活动。这是瑞士驻华大使在任期中首次来访清华大学，戴尚贤大使表示以后将加强与清华大学的交流合作。
活动一开始，布雷丁先生就他对于瑞士创新模式的看法发表了演讲。
瑞士仅有800万人口，国土面积4.2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位于内陆深处……而当今瑞士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球最富创新的国家，连续六年居于国家竞争力排行榜首。瑞士拥有15家世界500强企业。劳力士、瑞银（UBS）、雀巢、ABB（电气设备）、诺华制药等这些鼎鼎大名的企业每一家都称得上业内翘楚，更不用说早已街知巷闻的瑞士军刀和瑞士手表了。布雷丁先生从三方面总结瑞士成功的秘诀，并归纳为“瑞士模式”，即实用主义文化、开放平等心态以及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另外，相较于名誉和财富，踏实可靠的瑞士人更在意价值创造，这也是为何瑞士公司大多为B2B模式下的“幕后英雄”。
在演讲中，布雷丁先生还分析了瑞士与硅谷创新模式的差异。
布雷丁先生用形象的语言称瑞士模式是“展示给我看”（show me），而硅谷模式是“相信我”（believe me）。瑞士更加保守，它有较为固定的创新模式，而硅谷的风险偏好则要高得多。因而，瑞士创业者的成功率可能高于硅谷，但是影响力也许不及后者那么高。
其次，瑞士企业的“寿命”比美国企业高得多。事实上，许多瑞士大企业也曾经走到破产的边缘，但受到了拯救。在布雷丁先生眼中，持久和大胆难以共存，瑞士文化倡导谨慎的态度以达到持久，这与硅谷所倡导的大胆创新是有所不同的。一个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要成长为一家成功企业，需要耐心的等待。正是瑞士人的谨慎态度使得他们的创投行业拥有相较美国更高的平均回报率。
最后，布雷丁先生认为开放的社会和移民文化也是瑞士企业创造力的来源之一。
接下来，清华x-lab学术副主任史蒂文·怀特（Steven White）教授分析了“硅谷模式”。在硅谷的巨大成功中，受到关注最多的是那些充满创造力的发明，或者是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但我们需要关心的远远不只这些。美国的经济环境，还有完善的法律法规、金融制度和教育程度，还有“美国梦”文化都是不可不了解的硅谷成功的背后故事。而我们也可以借鉴硅谷的成功经验，提高社会的创造力。
演讲环节结束后，两位教授接受现场同学提问。
有同学问到：“我们知道瑞士的制造业很发达。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被视作未来发展的重头，那瑞士在这些方面做得怎样？”詹姆斯·布雷丁回答，每个地区各有专长，瑞士和硅谷的模式很不一样，自然也就导致了不一样的发展方向。也许有一天，中国也会在某个领域有所专长。
有同学对于较为保守的瑞士模式如何容忍失败进行提问。詹姆斯·布雷丁先生说，瑞士处于山区，而山区的人一般更加保守，也更加内向。在保守和开放中，人们必须做出权衡取舍。这就像交朋友，你可以仅仅交几个朋友，但个个感情深厚；可以交很多朋友，但并不交心。瑞士人专注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做出深度。史蒂文·怀特教授也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瑞士和日本一样，都是很保守的民族。瑞士人会通过不断的实验和学习，他们从失败中积累经验，然后前进。
活动最后，张帏教授用清华x-lab培育的3D打印创业团队定制打印的礼物送给两位教授并一起合影留念。
詹姆斯·布雷丁简历：
詹姆斯·布雷丁，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硕士，Naissance资本创始人,负责NaissanceCapital的日常管理以及投资项目的审批和执行。布雷丁先生在投资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立Naissance之前曾担任瑞士坦伯顿投资公司执行董事。他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并且曾在普华永道担任过高级经理职务。他之后还担任过罗斯柴尔德财务集团的投资总监以及瑞士宝盛银行（JuliusBaer）负责替代性投资副总裁。
布雷丁先生任哈佛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任职期间长期致力于瑞士社会经济历史学研究。其文章屡见于《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新苏黎世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布雷丁先生拥有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
